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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移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（AI）技术的普及重塑了社会运行模式，而技术迭代的“双刃剑效应”也引发了新的治理挑战，如电信网络诈骗，此类犯罪凭借低成本、高收益的特征及跨地域、非接触的属性，呈现持续高发态势，已经成为威胁公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顽疾。诈骗分子利用通信自由与网络便利的模糊边界，将技术攻防与心理操控相结合，使得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）等法律法规构建的制度框架内，进行高效治理，已成为数字化时代亟待破解的课题。

　　二是跨平台引流难斩断。电信诈骗链条产业化特征明显，涉及通信、互联网、金融等多行业，往往牵涉三个以上互联网平台，形成“短视频平台引流—社交平台建联—第三方小众App诈骗—金融平台洗钱”的完整流程。尤其是大量涉诈行为最终依托第三方小众App实施完成，但受制于个人信息保护要求，平台无法获取诈骗App安装使用及涉诈链接地址（URL）访问数据，叠加行业间数据共享机制缺失，导致跨平台线索关联分析耗时冗长，难以应对高频次、高隐蔽性的犯罪行为，极易错失最佳处置窗口期。

　　在打击治理方面，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采取雷霆手段，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等各类突出违法犯罪开展专项行动，依法严厉打击涉诈犯罪行为。在防范宣传方面，不断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力度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。在治理和防范双重堵截下，不法分子也在加强各类技术应用，不断翻新诈骗手法增加迷惑性，要想彻底破解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困局，还需构建“政府主导、企业主责、社会参与”的治理共同体，形成系统性反制的防治体系。

　　二是政企合作，聚焦作恶环节反制。一方面，通过政企合作全面摸排犯罪手法，重点研究通联环节与作恶环节的手法特征，按照诈骗流程不同阶段的恶意危害程度严加打击；重点聚焦作恶环节的反制，对实施诈骗过程中危害程度最高的木马类会议类远程控制行为、仿冒企业身份混淆视听行为、电子金融支付行为加强压制，确保实现反诈源头治理效果。另一方面，加强对通联环节的管理，大量诈骗行为需依托微信、QQ等社交软件进行建联，再转移至小众通联App实施正式诈骗，建联环节尚未正式作恶，监测处置难度大，对于该环节，企业的治理建议是落实责任与关注发展并行。

　　互联网企业电信网络诈骗防治实践，得益于政策引导、数字技术赋能与全民联防。腾讯深入贯彻落实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和主管机关要求，有序推进内部反诈制度和系统建设，拉通各产品开展涉诈综合生态治理。积极配合公安部、工信部等主管部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，主动支持反诈骗劝阻，充分发挥技术和平台优势，主动报送相关线索，助力主管机关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。在公安部、工信部等主管部门指导下，2024年3月，腾讯升级完善集团反诈骗联合项目组，建立“技术+机制+生态”三位一体治理体系。